东西问|丘树宏: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中新社广州1月3日电 题: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专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
中新社记者 方伟彬
广东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好像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对此有不同看法。
日前,丘树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并结合当下探讨了岭南文化在未来还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哪些贡献?
丘树宏:在我看来,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至今,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过六大贡献,包括:以赵佗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贡献;以六祖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贡献;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沙湾飘色表演。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南越武王赵佗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丘树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一了南越。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不久,任嚣病重而殁,其时秦二世当政,中原动乱,任嚣委托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交代赵佗自立为王,以保住岭南不受战火涂炭。赵佗实行“和辑百越”,将南越治理得很好,为汉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赵佗,并开始赵佗题材的文艺创作。我在2016年主创并于2017年开始公演的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中,用三句话评价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
广东广州,大学生扮演的南越王卫队首次亮相羊城闹市街头。陈骥旻 摄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史书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更印证了上述看法。
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广东粤剧院,网络直播粤剧经典剧目《一把存忠剑》。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赵佗之后,岭南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六祖惠能,他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
丘树宏: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与赵佗一样祖籍河北,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之后。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中新社记者: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包含了哪些要素?各有什么特点?
丘树宏: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广东省汕头市,英歌舞表演。陈骥旻 摄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风格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广东潮州载阳茶馆里的潮剧表演。陈楚红 摄岭南的三大族群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华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国公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后来统称为华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
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形态独特,它形成于异国他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又将异域文化带回祖(籍)国,反哺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青年在广州东坡晴川苏公祠里舞狮。陈楚红 摄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如何概括孙中山文化?
丘树宏: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
“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文化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丘树宏: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圣地。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
广东省广州市,纪念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产生了哪些新的文化?未来可以进行哪些新的探索?
丘树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2018年,广东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2020年,广东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202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五仙赠穗”表演。陈骥旻 摄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洪学智率“抗大”师生进行“敌后小长征”****** 作者:胡遵远(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 1940年11月,洪学智奉命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一路上,洪学智和战友们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6省,最终于1941年4月胜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洪学智领导的此次行军,受到新四军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被华中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敌后小长征”。 出任“抗大”四团团长 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为了便于行动,“抗大”总校原大队、支队、学员队,依次改称为团、营、连。洪学智当时是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刘忠)。“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刘忠被调往冀东,洪学智所在的三团(即三大队)改为四团,由罗华生当团长、洪学智当副团长。 7月9日,四团奉命从蟠龙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到了佳县,在那里渡过了黄河。过黄河后,四团山西兴县罗峪口,进入阎锡山部队的控制区。洪学智率队一面警戒,一面迅速前行,用两天时间到达白文镇,然后继续东进,在八路军三五八旅部队的护送下翻越了吕梁山、渡过汾河,来到太原以北的阳曲地界,前面就是同蒲铁路。日伪为防止八路军往来,沿铁路线建立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通过封锁线前,护送部队将敌人的兵力配置和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洪学智根据情报和战友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八路军交通站的接应下,部队分两批安全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接受任务,率部前往华中 “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后,罗华生调到二团,刘忠负责三团,洪学智任四团团长。洪学智在校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同学一面学习一面斗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多次大“扫荡”。抗大三团在冀中坚持办学很困难,于是又返回了总校。 不久,洪学智接到上级命令:为加强“抗大”各分校工作,“抗大”总校决定把三团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编为山东干部大队,由聂风智任大队长,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一分校工作;另一部分编为华中干部大队,张兴发任大队长,由洪学智率领前往苏北,和当地的新四军会合,共同创办“抗大”五分校。两个大队的沿途行动,均由洪学智统一指挥。 依靠群众,顺利穿越封锁线 11月9日,洪学智带着三团(包括华中和山东两个干部大队),从浆水镇出发,准备过平汉铁路向鲁西北前进。此时,日伪军队正通过平汉线南下运兵,沿途防卫森严。洪学智率部一路南下行军,需要越过的第一条封锁线就是平汉路。他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定把越过地点选在邢台以南的沙河镇,并联络当地游击队派人护送。 洪学智率部连续行军140里,于夜间秘密来到铁路附近。在这里,洪学智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日军为了割断太行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沿着铁路新挖了一条宽约3到4米、深约4米的封锁沟,在铁路沿线增修了碉堡、设置了哨卡,并派装甲车和巡逻队日夜巡逻。 为了安全穿过封锁线,洪学智命令部队在树丛里隐蔽,自己率警卫员在附近进行侦察。走了很久,他发现附近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就悄悄派警卫员过去了解情况。警卫员找来一位老乡,洪学智首先表明自己是专门打鬼子、汉奸的八路军,打消了老乡的顾虑,又向老乡询问附近敌人的情况。据老乡介绍,近来敌人为保证运兵安全,不仅增加了沿线守卫,还对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敌人的装甲车大约25分钟经过一次;封锁沟有的地方较浅,在沟内只需搭起一人高的人梯就能穿过。洪学智考虑到有十几匹牲口驮着行李和教学用的书籍,无法通过,又问老乡有没有地方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老乡说离此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桥洞,尚无敌人看守,可以过牲口。 洪学智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敌人装甲车巡逻的间隙,进入封锁沟坡下隐蔽,又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派出侦察员沿封锁沟寻找桥洞。不久,几名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发现了桥洞!洪学智立即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在他的率领下,部队很快来到封锁沟较浅地方,按次序跳进深沟,解下绑腿,上拉下推,架起人梯,很快穿过了封锁沟;与此同时,洪学智派出的部分精干战士牵着牲口依次从桥洞穿过,其间遇到敌人装甲车巡逻就立即隐蔽。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洪学智和部队全部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机智解决渡河难题 安全越过平汉线后,洪学智率领部队一路前行,在当地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穿越70多里的伪化区。部队经过短暂休息,继续向鲁西北行进。不久,洪学智率部从冀南进入山东,来到馆陶县,准备从这里渡过卫河。 卫河水面宽约五六十米,水深岸陡,沿河还设有敌人据点。紧靠对岸,有一条公路与河岸平行。卫河是日军割断冀南、鲁西两个根据地的又一道封锁线。由于此前敌人多次和我渡河部队发生战斗,在洪学智率部到来前,敌人已经把沿岸渡口都挖毁了。为防止八路军渡河,敌人还特别增加了汽艇昼夜巡逻。洪学智从游击队的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命令部队在离卫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隐蔽,自己和侦察员经过几个夜晚的紧张侦察、研究,终于选定了渡河地点。 渡河前,洪学智准确摸清了敌人汽艇巡逻的时间间隔,又从沿岸党组织处借了几条小船,计算了每条船的承载人数。 渡河当夜,洪学智率领部队于晚上六七点钟就赶到登船地点,不久,得到消息:群众仅能提供一个小划子和几只能坐四五个人的大木盆。而且船只凌晨12点钟到1点钟之间才能到达,因船只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牲口。这可把大家急坏了!洪学智临危不乱,认为卫河地处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上,两岸干部群众往来频繁,于是一面命令部队隐蔽,一面找来当地党组织负责同志,询问近期是否有其他同志渡河。据当地同志介绍,几个小时后,中共山东分局有一批干部要从对岸某处过卫河。洪学智闻讯大喜,立即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到了山东分局干部渡河地点。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终于从对岸盼来了4条小船。山东到延安的干部渡河上岸后,洪学智立即命部队借船渡河。 由于船小,还是不能渡牲口。洪学智灵机一动,向山东分局干部队询问牲口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船太小,他们只好将牲口交给了对岸护送的同志。洪学智立即和对方达成协议——牲口互换。就这样,洪学智率部顺利渡过了卫河。 到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干部大队前往沂蒙山区,洪学智继续率领华中干部大队前进。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华中干部大队穿越津浦线,最终于1941年4月顺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270人无一人减员。洪学智和华中干部大队受到新四军和苏北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创造了‘敌后小长征’的奇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