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全球降价打响价格战,2023年更多车企加入战局?******
2023年伊始,特斯拉打响价格战,短短两周已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宣布降价,最高降幅逾20%。
面对特斯拉的激进举措,其他车企会否跟风效仿?
特斯拉全球大幅降价
在美国,特斯拉下调多款车型售价,其中,高性能版Model 3降价14%至53990美元,Model Y长续航版降幅近20%,价格为52990美元。据新能源车行业独立研究机构TroyTeslike的数据,降价后,上述车型有资格享受《通胀削减法案》中提到的7500美元电动汽车税收减免,若计入这部分补贴,两款车型的降价幅度高达26%和31%。去年,特斯拉在美国市场已经两度降价。
在欧洲,特斯拉下调了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士、英国等市场的Model 3和Model Y价格。以德国市场为例,外媒报道称,不同配置的上述车型,降价幅度在1%~17%不等。数据显示,去年12月,特斯拉击败大众汽车,Model 3成为德国最畅销电动汽车,Model Y为第二受欢迎车型。降价后的Model 3与大众入门级电动汽车ID.3价格相当。
此前一周,特斯拉中国对国产Model 3后驱版、高性能版,Model Y后驱版、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五款车型进行降价,据外媒计算,最新售价较四个月前下跌13%~24%,价格创历史新低。同日,特斯拉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也作出了降价举措。
思瑞投资科技行业分析师范博轩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美国市场需求乏力,欧洲市场补贴逐渐退坡,亚洲市场渗透率逐渐达峰,同比基数高企之下,今年行业恐怕无法复刻2022年的增速。展望2023~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售年复合增长率有回调至22%的下行风险。”
范博轩进一步解释称,行业增速放缓已在特斯拉订单量上有所反映,加之其主流车型上市已久、迭代有限,故特斯拉选择了降价。“数据显示,该公司全球订单积压正持续收缩,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需求增量不及产能增量的现实,特斯拉降价的出发点是希望阻止订单增量下滑过快。”他表示,降价后,订单有望实现环比增长,但订单增速会在降价带来的脉冲刺激后显著放缓。
以盈利换取份额
多位特斯拉多头分析师近期发表报告,称全球新能源车行业竞争加剧,特斯拉的最新举措恐将对其利润率造成冲击。
基金公司Loup董事合伙人明斯特(Gene Munster)表示,“特斯拉利润率将遭沉重打击,全球降价的综合影响将令其今年盈利减少25%,特斯拉利润率不可持续的观点具可信度。”不过他也表示,此举也是消费者和特斯拉的双赢,有助特斯拉提升市场占有率。
在13日发表的报告中,券商韦德布什(Wedbush)董事总经理艾夫斯(Dan Ives)表示,特斯拉正采取激进行动,以应对需求持续减弱。“此举将打击利润率,降价初期,华尔街看法负面,不过我们认为,这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策,看好马斯克及其公司的降价策略。”
艾夫斯表示,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扩大生产规模,使得利润管理具有灵活性,能够消化降价措施,而税收减免的生效将成新的利好。“我们预期,全球降价或刺激特斯拉2023年的全球需求/交付量增加12%~15%。特斯拉向欧洲车企以及包括通用、福特在内的美国巨头发出明确警告,在这场价格战中,特斯拉不会心慈手软。”
2023年更多车企加入战局?
那么,全球其他车企会否争相效仿,压低售价?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策略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降价对特斯拉可行,能够牺牲盈利换取市场份额,但并非所有车企都可毫无顾忌大打价格战。成本太高的车企打不起,一打就会亏损。”
他表示,电动车行业的盈亏平衡线大约在年交付量30万辆,即年交付量超出30万辆,企业才会开始盈利。他以特斯拉为例,该车企于2019年交付汽车36.8万,次年首次实现净利润7.2亿美元,此后至今保持盈利,是目前为数不多盈利的电动车企。“反观中国‘造车新势力’,距离盈亏平衡线还有很远的距离,不具备打价格战的条件。”
2022年,“蔚小理”全年总交付量分别为12.2万辆、12.1万辆以及13.3万辆。
范博轩也认为“新势力”不会跟风降价。“国产特斯拉Model 3后驱版目前售价已低于小鹏P7价格,产品调性不再与豪车定位匹配。国产新能源车企出于毛利率和品牌定位等因素考虑,不一定会盲目跟随。打铁还需自身硬,‘新势力’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现有产品的打磨、品牌形象和消费者服务,降价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范博轩说。
至于欧美等海外车企,他同样预期不会对特斯拉降价有剧烈反应。“一方面,海外电动车企的产品与特斯拉有较大差异,Model 3和Model Y的定位不会影响到前者的潜在客户群。另一方面,对于奔驰、宝马和奥迪这样的传统车企来说,如何在产品定位上达到市场认可,而不是被视为‘油改电’才是目前的最大挑战。”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